自戀,這個時代最大的統治術

當你拿出一個自拍桿,在著名打卡景點前自拍了一張,隨后給照片加上濃重的美顏濾鏡,再po到朋友圈等社交媒體上,等待蜂擁而至的點贊和評論。很快,你就沉浸在贊美中,被認可的成功感覺充溢著你的內心——盡管照片中的“你”并非真實。
這種“自戀的滿足”令你欲罷不能。在追逐“理想自我”的道路上,你越陷越深,你對自己的形象和出現的背景要求越來越高,只為了能在觀眾面前做一個“完美的表演者”。
誰能想到,這個人人都會做的小動作、小心思背后,卻潛藏著這一時代最大的統治術。奧地利作家伊索爾德·沙里姆,在《自戀與服從》中指出,與強制性、懲罰性的外在規定不同,如今權力的治理方式是讓人們自愿服從,而自戀就是實現這一統治術的方式。正是“做更好的自己”這種理念,讓人成為順從權力的良民。

自戀的滿足:被認可的勝利感
眾所周知,成功對我們的社會存在來說至關重要。然而,成功意味著什么呢?為什么人們如此努力地追求成功呢?換句話說,成功承諾了什么呢?成功意味著認可——被肯定和被確認。這種認可表現為各種形式——從短暫的贊揚到如雷的掌聲。因此,成功不只是所謂的社會精英的專利,對成功的渴望、追求、期望和要求充斥著整個社會——從“小老板”制度(也就是企業內部的等級制度)到明星和名流,從微小的喜悅到輝煌的勝利。
在成功中,人們將自我雙重化,因為人們被感知為理想和理想自我的化身。成功、關注是一種外在認證:人們“符合”理想,“實現”理想,在一定程度上、在某一時刻與理想的完美“一致”——無論程度如何。
在成功中,我們將自我雙重化為一個世俗的形象和一個崇高的形象,這里可以參照中世紀的“國王的兩個身體”的觀念。根據這個假設,國王將自己的兩個身體結合在一起:自然的、可見的身體和崇高的、不可見的身體(民族)。這個假設在這里只是用來類比我們在成功中的經歷——所謂的自我的兩個身體。
在這種雙重化中,世俗的身體、形象是我們的自我,“崇高的”身體、形象則是我們理想中的自我。在成功中,在每一次成功中,人們都(或暫時或持續地)成為自己理想的化身。在較好的情況下,人們會成為理想的化身;在較壞的情況下,人們會成為尼采所說的“理想的表演者”。在成功、關注、贊揚和掌聲中,人們被感知為理想的化身。因此,一種勝利感在這一刻產生,這是一種符合理想自我的勝利——無論這種勝利是瞬間的還是持續的。這種勝利感就是“自戀的滿足”。它源于自我理想的認證式實現。

正是在這種勝利感中,我們關注的社會變革逐漸清晰可見。因為這正是自我理想統治與超我統治的區別所在:嚴格的超我是一種(懲罰)機制,只有當它暫時失效,也就是人們違反嚴格的規定時,勝利感才會產生。自我理想則是一種權威,在它那里,勝利感的產生在于(假設或部分)滿足規定。而成功這種體驗似乎向我們證明了這種滿足。超越自我,一種對理想的服從那么,我們應該實現的自我理想是什么?它包括哪些內容?人們應該如何想象它?自我理想是一種心理權威,它作為榜樣要求自我、觀察自我并將自我與理想進行比較。理想自我則負責提供相應的形象:完美的形象,完美自我的形象。這個形象就像理想一樣,因情況而異:因為它既包括完全個體化的部分,又包括家庭、階級、民族的集體理想——正如我們在弗洛伊德那里看到的那樣。因此,它是時代、環境、階級的個性化理想。就這方面來說,理想是可變的。理想與超我的另一個不同在于,超我的規定具有必須遵守的法則結構。自我理想則是一個榜樣,一個完美的自我。作為一種形象,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完美,這種完美在于比自我更大、更好。就這方面來說,正如拉康所寫的那樣,超我是強制性的,自我理想則是崇高的。因此,自戀意味著一種提高。自戀的公式就是自我提升、超越自我——作為對理想的接近。這也清楚地表明,自戀并不意味著自我實現。自戀不是為了實現自我,而是為了超越自我。自戀意味著對理想的追求——這種追求是以理想為導向的提高,同時也是對理想的服從。在這個意義上,繼發自戀并不是在哪里都(只)看到自我,盡管它是一種鏡像關系。但這里反映的不是貧乏的、不足的自我,而是它的完美版本——理想。這就是繼發自戀到處尋找的東西:不是人們以為的自我,而是理想自我。自戀的滿足需要觀眾
我們可以確定:自戀的滿足源于完美的形象,源于自我理想(正如我們所見,成年的自愛適用于這種自我理想)。然而,為了獲得這種滿足,需要他人的存在。在這個過程中,他人扮演著特定的角色——他們是做出評判的觀眾。這就是他們——他人。當論及“我是否符合我的理想”這個問題時,應該由觀眾來考查、衡量、評價,必要時由觀眾來確認。觀眾沒有真正客觀的標準來判斷個體是否實現了理想。觀眾只能確認符合理想的幻覺,至少是暫時的。這種確認是脆弱的、不穩定的,隨時可能被收回。無論是老板觀眾(在贊揚的那一刻,即使是老板也會短暫地成為這樣的觀眾)、客戶觀眾、同事觀眾還是其他觀眾——每種觀眾都承擔了觀察者和審查者的功能。

觀眾成為理想的守護者。然而,這正是我們的心理權威所承擔的功能:自我理想觀察、考查、衡量并判斷自我是否符合理想。因此,每種觀眾都承擔了我的自我理想的功能,至少是暫時的。更準確地說,分擔了這些功能:我成為理想的表演者、理想自我的化身,觀眾則扮演了觀察者和審查者的角色(權威)。我們共同演繹了這種心理關系的整個場景。
但在這個過程中,奇怪的事情發生了。讓我們回顧一下:理想是文化規定和倫理規定的內化,是社會要求的內化。在我們的場景中,自我與觀眾一起表演,內化的權威又短暫地轉移到了外部。在這一刻,觀眾作為我的自我理想的代表,是一種外在化的、表面化的內在。但這意味著:觀眾不是真正的外在,觀眾不是真正的他人。在這里,社會與自戀者之間的關系的矛盾得以解決。繼發自戀(就其最初的社會性而言)依賴于他人,它只能通過他人來實現。自戀的自我關聯性需要社會——但這個社會、這個他人作為觀眾成為我的外在。因此,自戀既是一種通過觀眾建立的自我關系,又是一種社會化的自我關聯性。成功這個自戀的支撐更是一種令人驚訝的社會關系——既不是相互的、對稱的認可,也不是反自戀的認可。這種社會關系是持續變化的,因為自戀認可的場景不是固定的。如今,每個人都在兩種功能之間不斷切換:觀眾功能和被關注功能。我們永遠是他人的觀眾,有時(幸運的話)也是被關注的客體。在一個將自戀變成要求的社會中,這種持續的變化也包括舞臺的多樣化。人們可以在舞臺上展示一個增強的、提升的、崇高的自我,或者應該,或者必須,或者至少作為“理想的表演者”,作為崇高自我的代用品。讓我們以自拍為例。這一現象以其平庸性和普遍性、以最簡單的結構展現了上述所有因素:一種通過技術創造的觀眾關系(這里的技術既包括作為手臂延伸的自拍桿,又包括拍攝和上傳)。每個人都可以創造這樣的觀眾關系。它不再需要真實的觀眾,因為它被轉移到了虛擬世界(例如在社交網絡中)。在這里,結構被赤裸裸地展現出來。自我經歷了木刻般的雙重化——鏡頭前的自我和鏡頭中的自我。后者是一種形象,是理想的代用品,它的崇高性和“更高的”神圣性只取決于被展示這一事實。這是技術復制的雙重化。順便說一句,這也導致一個曾經的核心社會范疇如今遭到侵蝕——羞恥感。因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,人們被要求,可以、應該、必須將自己展示為一個完整的人。這樣一來,無恥成為自戀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。成為世界的中心成功將兩個不可能的因素結合在一起:觀眾確認的完全同一性。這種被確認的統一、這種與理想的一致、這種對分裂的克服,是一種純粹想象的體驗。然而,它卻是我們終生追求的核心體驗。
這是一種體驗(無論它多么虛幻),一切都與我有關,我可以將一切都與我聯系起來。我體驗到焦點在我身上——這讓我成為中心(無論這種體驗持續多久)。這種體驗正是成為中心的體驗——成為關注的中心。對我來說,這意味著成為世界的中心。

對被驅逐出原始自戀天堂的成年人來說,處于中心的體驗就是海洋體驗。在一定程度上,這個天堂可以被“追上”。盡管這種海洋體驗在某些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樣一來,自我的位置完全顛倒了。在嬰兒原始的海洋體驗中,自我與甚至還不是外部世界的東西融為一體。現在,這種一致性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。人們能說新的海洋體驗是自我的“成熟”形式嗎?無論如何,這種海洋體驗并不會導致成年人消除自我,恰恰相反,它導致了自我的增強和提升,使自我與世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、新的統一,即處于世界的中心。這種自戀需要觀眾,它的自我關聯性需要社會——但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意義上,繼發自戀需要的這些他人并不是真正的他人。他們不擁有他人的功能,他們是觀眾。在掌聲中,他們成為我的觀眾、我的鏡子。自戀的認可關系是一種鏡像關系。這意味著:不可能的“自戀的滿足”只能通過外在來實現,通過外部世界來實現,這個外部世界在這一刻不再是真正的外部,而是成為我的外部——外部世界在這一刻融入了我的“內部”世界。
這是一種決定性的體驗。因為在這種成為中心的體驗中,一個從根本上不可支配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屬于我的世界。(或者更準確地說,似乎屬于。)自戀的認可將一個陌生的世界變成了一個讓人感覺像家一樣的世界。無論這種體驗是多么短暫和虛幻,顯然,這會引發一種渴望,幾乎讓人上癮。得到的認可越多,就越容易上癮。上癮,因為這正是“自戀的滿足”所在:就像認可是理想的替代品,中心化是海洋感覺的替代品。繼發自戀的兩個因素由此都得到了滿足。成功被證明是(第一個)成熟的自戀支撐——成熟,因為它確實可以提供“自戀的滿足”,即使只是在引號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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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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